记者调查中了解到，塔洼村附近约有20家类似的农家乐旅游景点，其产权特性与塔洼村相似，目前市场转让承包价约为5万元/年，购买方需要接着给村集体缴纳2-5万元/年不等的承包价。以此核算，塔洼村拍卖的成本算是很低的。
法界争议从未中断
拍卖行的徐应鹏告诉记者，“中国农地流转第一拍”的事情已经引起了很大反响，仅北京就有20余宗类似性质土地找到他，希望通过成为“中国农地流转第二拍”、“第三拍”。
该次拍卖，有意向参与塔洼村土地拍卖的多为港资、台资和外资资金方，一位韩资代表称，即使拍卖500万元，这1万亩山地也是值的。目前在北京顺义地区买一套别墅就要上千万元，这500万元的山地改造后，可以作为度假酒店等高档经营场所。
徐应鹏认为，农地流转给民间拍卖行业带来了巨大商机，而拍卖仅仅是实现农地价值的一种市场操作方式，至于利益分配等系列问题，与拍卖活动无关。
而事实上当地政府最担心的正是缺乏配套法律支持的情况下，过早、过快放开农地流转，是否会带来新社会问题。
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、原国家土地督察成都督察局长董祚继在国土资源部网站撰文：“自从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决定”）发出后，我们立即进行过农地流转调研，结果发现大量资本都等待去农村买地。农地流转应该本着有利于农民的原则进行，但是缺乏法律支持的情况下，很多农地流转活动就会变味。
没有政府“透底”，投资商开始担心。
一家有意向参加12月28日拍卖活动的香港投资商对记者表示，他对内地（尤其是在北京）做这种高风险的拍卖很担心。
“如果没有法律或者政府方面的承诺，我们是不敢签合同的，例如土地开发用途、承包年限法律保障等，都需要政府出具相应文件我们才认可。”这位香港投资商对记者如是说。
